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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bat365在线平台】中国劳工发起的“花冈暴动”震动东洋

2024-02-23 12:24: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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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摘要:中国劳工发起的“花冈暴动”震动东洋

1931年9月18日,日军悍然进攻沈阳,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!

发生在1944年5月的洛阳保卫战,已经广为人知。

中国劳工发起的“花冈暴动”震动东洋

1931年9月18日,日军悍然进攻沈阳,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!

发生在1944年5月的洛阳保卫战,已经广为人知。鲜为人知的是,洛阳保卫战之后,被俘的战士们并未屈服,掀起了更惨烈、更悲壮的抗争。在耿谆等7名洛阳保卫战被俘战士的率领下,中国劳工在日本本土发动了震惊世人的“花冈暴动”,在中华民族对外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近日,记者赶到襄城县,采访了91岁高龄的耿谆老人。

提起60年前的那段惨烈、悲壮的抗争史,老人记忆异常清晰,每个人名、每个地名,都清晰得恍如昨日……

血战被俘,西工兵营饱受折磨

1944年5月25日,日军付出了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,攻陷了中国军人坚守了15天的洛阳。

15军64师191团2营5连连长耿谆在血战中腹部受了重伤。他命令司号员王占祥向他开枪,王占祥没有听从,和连司务长李克金一起,一左一右搀起耿谆勉强行走在俘虏队伍中,躲过了日本兵对中国伤兵的野蛮杀害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,二战期间,位于西工兵营的日军洛阳俘虏收容所,是二战中日军在华北六大集中营之一。耿谆等人就是该收容所关押的第一批战俘。

据耿谆回忆:当时,自己和其他俘虏被“圈”在西工兵营一个大院里。

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部署在大院周围,一旦有俘虏从大院门口或墙上探头,日本兵二话不说,一阵乱枪。日本兵时不时地从战俘中拉出几个人,严刑拷打或枪毙,俘虏们的生命毫无保障。

耿谆说,日本人根本不给俘虏做饭,只是用枪押着部分俘虏,到附近庄稼地里捋一些麦子,或烧或煮勉强充饥。

60年过去了,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了解洛阳俘虏收容所详细的情况。但《中国青年报》披露的一组数字,却让今天的人们触目惊心:洛阳俘虏收容所先后关押战俘3万多人,1945年日本投降时,被释放的俘虏不足300人。

据了解,这些俘虏除一部分被强征劳工外,大部分人被日军折磨致死。

“信浓号”日舰上,耿谆鼓励中国劳工团结起来抗争

耿谆只在洛阳俘虏收容所呆了5天,就先后被转到日军石家庄南兵营、北平集中营关押。

1944年8月,耿谆等7名洛阳保卫战被俘人员和300多名河北抗战被俘官兵、老百姓一起,从青岛被押上“信浓号”日舰,送往日本当劳工。

耿谆回忆说:许多劳工晕船呕吐不止,两名性情刚烈的汉子宁死不愿离开中国,他们趁日本人不注意,跳入了大海。

日本兵怕劳工们继续跳海,将他们赶进船舱,不准出来。

耿谆回忆说,闷热的船舱内,刺鼻的油烟味和劳工呕吐物的味道混杂在一起,几乎令人窒息,两名中国劳工被闷死在舱内。

闷热难当的劳工最需要补充水分,但日本人为节省淡水,大部分时间只向劳工提供海水,大家渴得喉咙冒烟。

耿谆注意到舱内有一根蒸汽铁管,接口处不时渗水。他灵机一动,招呼大家拿来茶缸,接滴下的水。

虽然一上午只能接大半茶缸水,但不至于渴死。

通过“淡水事件”,很多劳工对耿谆心服口服,亲切地称他为“耿大哥”。耿谆乘机号召大家:中国劳工只有同舟共济,才有可能抵御日本人的欺辱。

在“信浓号”上,中国劳工组成劳工大队,耿谆被指定为大队长。

劳工大队成立后,先后又有两批中国劳工加入进来,大队总人数达到986人,大队分3个中队。

其他6名参加过洛阳保卫战被俘的战士,此时也成了劳工中的骨干力量。李克金担任一中队队长、张金亭担任二中队队长、刘虞卿是大队文书、王占祥是大队司务员、张肇国是小队长、贾毅民是队中的骨干。

在此后的“花冈暴动”中,这几名参加过洛阳保卫战的老兵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。

半年时间,283名中国劳工屈死花冈町

当时,中国劳工被送往日本秋田县一个名叫花冈町的地方做苦工。

他们服苦役的公司名叫鹿岛组,就是现在日本著名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。耿谆和他的劳工大队属于鹿岛组花冈作业组中山寮管理。日本人命令中国劳工在铜矿里挖排污渠、下水道,干最脏、最累的活。

日本的冬天非常冷,中国劳工身上只有一套单军装,脚上穿的草鞋或布鞋已经破烂不堪,不少人的脚指头被生生冻掉。

耿谆回忆说,为了御寒,中国劳工偷偷把用过的水泥袋或稻草袋裹在身上。但日本监工只要看到劳工身上套有袋子,上去就是一顿痛打。

中国劳工每顿饭只有两个馒头和一碗稀粥,馒头比现在日本茶道用的茶杯还小,往往只能吃个半饱。1945年,日本食品供应紧张,劳工们每天只能吃一点橡子面。

饥饿的中国劳工只能偷偷到山上挖树根、野草充饥。由于缺乏科学知识,劳工们挖来的树根、野草中不少有毒,一些劳工吃后被毒死。

最初,中国劳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。后来,日本监工展开所谓的“建设周”、“突贯期”,将中国劳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至14个小时,最后竟达16个小时。

由于住宿、吃饭条件太差,工作时间又太长,不少劳工患病。然而日本监工规定:请病假的劳工每天伙食减半。为了多点吃的,大部分劳工只能抱病工作。

日本监工毒打中国劳工是家常便饭,每周都发生中国劳工被毒打致死的事儿。日本监工猪股清就大言不惭地宣称:支那人多的是,和猪狗一样下贱,打死了我们可以再从中国运一批来。

张肇国,河南社旗人,洛阳保卫战中国守军15军65师某排排长。一次,张肇国在疏通下水道时,由于太累,歇了歇,不料被监工福田看到,他一棍子打在张肇国的手上,将张左手打成粉碎性骨折,落下终身残疾。

薛同道原是河北地区的八路军战士,当年只有23岁。一次,他病倒在上工的路上,有位日本老太太看他可怜,递给他一个饭团。薛同道捧起饭团刚要吃,几个日本监工将他围起,轮流用铁棍、皮鞭抽打他,用脚狠踹他。

薛同道被活活打死。

最可气的是,为了殴打中国劳工,日本监工小畑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皮鞭——“牛 鞭”。这种皮鞭由公牛的生殖器制成,打人特别狠,一鞭下去,能在人的身上打出一道很深的血印。

短短半年时间,986名中国劳工中,就有283名劳工因日本监工的野蛮殴打或重病死亡!

暴动劳工怒吼着扑向日本监工

残酷的压迫下,中国劳工忍无可忍。为了生存,为了民族尊严,耿谆经过考虑,决定举行暴动。

他和李克金、张金亭、刘虞卿等12名骨干反复商量,最终定下暴动计划:杀死日本监工,攻下花冈町警察署,然后集体往北海道方向跑。如果能抢一条船,就漂流海上;如果不成功,就与日本人决战后投海自尽!

直到今天,60年前李克金等暴动骨干那悲壮、铿锵的宣誓声,仍在耿谆耳畔时时回响:“生死与共,决不反悔,誓死向前!”

暴动时间最初定在1945年7月7日,这天是中国人的“国耻日”。

耿谆认为:在这个纪念日举行暴动,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带来的震动可能会更大。

然而,由于连续发生了王廷邦、张发贵、薛同道等中国劳工被殴打致死的事件,劳工们群情激愤。为了抓住这个最佳时期,耿谆等人决定将暴动时间改至6月30日。

1945年6月30日,震惊世人的“花冈暴动”爆发了!

当晚11时,耿谆带领20名精心挑选的突击队员,手执棍棒冲进监工的住处,打死罪大恶极的日本监工长崎辰藏、猪股清、小畑,砍死了日本翻译桧森昌治。

“自由了,自由了!”一夜血战,数百名中国暴动劳工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

然而,由于中国劳工事先没有将日本监工住房窗户钉牢,暴动时,有3名日本监工逃跑,并向日本军方报告。张金亭率50名劳工负责攻打花冈町警察署时,因力量悬殊,战败被俘。

耿谆立即集合劳工队伍往狮子山方向撤退。当时,中国劳工饥肠辘辘,脚上的鞋都跑掉了,异国的土地上,留下串串中国劳工带血的脚印……

“花冈惨案”,135名中国劳工被折磨致死

中国劳工的暴动,震惊了整个日本。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立即集结了2万名宪兵、警察,将狮子山团团围住。

在狮子山上,暴动劳工用铁锨、棍棒、石头等抵抗全副武装的日本军警。

经过几天血战,中国劳工除1人失踪外,其他全部被日军俘虏。

气急败坏的日本人决定用最残酷的办法惩罚暴动劳工,制造了震惊世人的“花冈惨案”。

当时,数百名暴动劳工被拉到日本共乐馆广场上,敌人强迫他们跪在铺着尖利碎石的地上,没吃没喝,一连跪了3天3夜,不少人的膝盖被碎石磨得露出了骨头。

日本人组织300名宪兵和警察,每人手里拿一根大木棒,挨个殴打中国劳工,不少人被当场打死。

据事后参与查验尸体的中国劳工刘智渠回忆:广场上到处躺着被打死的中国劳工。由于尸体经过雨水浸泡和日光曝晒,大多腐烂,上面爬满蛆虫和苍蝇,不少尸体的头部涨得比平常大一倍,难以辨认。

短短3天时间,竟有135人被折磨死!

日本当局对暴动领导人耿谆以杀人主犯罪名,向秋田县地方法院提起诉讼。在法庭3次“过堂”时,残暴的日本警察多次用棍棒击打耿谆头部,将他打成脑震荡,落下了经常头疼的病根,至今仍时时犯病。

1945年9月11日,耿谆被日本地方法院判处死刑,行刑地点定在日本仙台。

有人曾作过统计,花冈劳工大队共有986人,暴动前后被日本人折磨死的,竟有418人之多。

花冈壮举 永垂青史

日本正式投降后,尚未来得及被执行死刑的耿谆和重返花冈町的中国劳工,被中国大使馆和美军突击队联手救出。

虐待、杀害中国劳工的花冈町日本暴徒,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受到了应有的惩罚: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被判处无期徒刑,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、监工福和清水被判处绞刑。“花冈惨案”由此成为二战期间唯一被定为战争犯罪的劳工事件。

中国劳工发动的“花冈暴动”,在中国、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影响。

1994年11月6日,日本五十岚长官代表日本政府,正式就“花冈惨案”向耿谆作出道歉,此事在亚洲各国引起轰动;1995年,日本众议院前议长土井多贺子在大馆市祭奠中国劳工时说:“中国劳工的壮举将永垂青史!”

1987年,以耿谆为首的“花冈受难者联谊会”在日本华侨的支持下,向曾经迫害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,进行了长达13年的“花冈诉讼”,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案。

1987年、1990年和1994年,耿谆作为“花冈诉讼”首席原告,先后3次应邀东渡日本,受到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等高级官员的接见,接受了《朝日新闻》等日本主要媒体的采访,向世人揭示了“花冈事件”的真相,被国人誉为“在日本大写中国”的英雄。

洛阳保卫战一块弹片,深嵌耿谆腿骨61年

1946年11月,耿谆回到祖国,在故乡河南省襄城县当了一名普通的农民,隐居偏僻农村30多年。1986年,他曾当选襄城县政协副主席,之后他还一直担任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耿谆对洛阳有着深厚的感情,他说:“洛阳保卫战,真可谓‘一寸山河一寸血’!我为洛阳流过血,洛阳就是我的第二故乡!”

记者要求看看耿谆在战场上留下的伤疤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
在耿谆胸部、腹部、背部、腿部,共有7处伤疤。他的腹部左右两侧,各有一块伤疤,其中一个伤疤很深,连手指都能插进去。

耿谆说:这两个伤疤是洛阳保卫战后期,在东车站铁路桥血战中留下的。1944年5月24日,洛阳陷落前夕,耿谆率部据守东车站西边的一处铁路桥,顽强抵抗沿陇海铁路东进的日军大队人马一昼夜。

5月25日上午,正在指挥战斗的耿谆被一枚子弹打进左腹,贯穿右腹。

在耿老的左腿膝盖内侧,仍然残留着一块指甲大小的弹片,61年来,一直深深地嵌在他的骨头中,用手拨动,弹片会发出“嘎巴嘎巴”的声响,每逢刮风下雨,耿老的左腿就隐隐作痛。

耿谆说,这块弹片,是在洛阳据守西下池阵地时留下的。

当时,耿谆率领全连官兵以西下池寨墙为依托,苦苦阻挡5辆日军坦克的进攻。战斗中,耿谆的左腿被一块日军坦克弹片击伤,鲜血顺着他的军裤往下流。耿谆忍着剧痛,在阵地上拼死战斗。

5连战士凭借血肉之躯,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。

记者问耿老:“您想对洛阳的年轻一代说点什么?”

耿谆沉思良久,缓缓地说:希望通过《洛阳日报》转告市民,勿忘国耻,牢记历史,振兴中华,自强不息。

记者 程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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